作者：王勇
成果简介：
历史上的甘南藏区一直是草山纷争、部落冲突频发之地。20世纪80年代实行“包畜到户”以来，围绕草场、草山边界问题的群体性械斗事件有增无减，对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极为严峻的挑战。然而，自2000年实行“草场承包”后的近10年以来，当地的草场边界纠纷事件出人预料的呈极速下降之趋势，较为严重的草场边界冲突事件在有些地方已极为罕见了。草山边界纠纷骤然下降乃至消失意味着什么？其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机理发挥了作用？这显然是一个极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问题。
从表象看，草山边界纠纷骤然下降乃至消失似乎是地方政府的“边界勘定”与“综合治理”成效的显现，但实质上却是草场承包制度被有效实施的一个“意外效果”，意味着国家政权已更为深入地嵌入到藏区基层社会之中了。这是作者多次赴实地进行田野调查后的一个重要发现。在此问题意识之下，作者尝试以草权结构与权力结构之间的互动与互构为基本分析视角，从历史与现实、逻辑与实证相结合的角度，探讨了助推这一重大变化背后的微观机理，初步提出了“划界定牧即国家建构”这样一个分析框架或研究结论。
论著第一部分，描述了基本的历史背景——甘南藏区的地缘政治环境。第二部分，以甘南夏河县某乡为田野观察点，详细陈述和梳理了2000年前后在某乡实施草场承包的时代背景、组织实施、具体过程和操作方案。第三部分，是对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综合比较分析。草场承包带来了一系列“意外效果”：围栏草场在很大程度上事先防控了过去开放牧场时代频繁发生的牲畜越界事件以及连锁引发的毗邻部落间的群体性冲突，从而为政权“间接并和平”地沉入/嵌入藏区基层社会提供了极为难得的历史机遇。
论著的最后是结论，以及对结论的提升和反省。大中国的国家建构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近现代欧洲国家建构/形成模式的独特的国家建构/形成类型。其显著的特点是“要市场和产权，但是不要战争”。当然，随着信息时代、海洋时代和太空时代的到来，陆域或物理意义上“空间层化建国”的理论已显得粗陋和浅薄，亟需进行“边际创新”，这正是需要在今后继续跟进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