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成果发表于《文史哲》2018年第1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18年05期全文转载。该成果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先秦汉魏晋南北朝文编纂整理与研究”(10&ZD103)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礼乐制度及其变迁与春秋文体源流研究”(09BZW020)的阶段性成果，成果主要探讨春秋“礼治”与“经国之文”的生成问题。
春秋时期仍尊礼尚文,诸侯国多重视礼治，古礼犹在。贵族社会以“太上有立功，其次有立德，其次有立言”为“三不朽”，导致“政化贵文”“事迹贵文”“修身贵文”的倾向。礼治制度催生出政论、问对、讽谏三种“经世之文”，从《左传》《国语》等典籍中所见的大量文本生成“事件”来看，它们的撰制与发布者都是有文有德之“君子”，文体形式上通常采用“述典析理”的引证法，或博引三代旧制，或采《诗》撷《书》，或引述圣贤名言，并结合当下时势予以分析说明，以增强威权性和说服力，形成典雅渊懿的语体风格。这类“经世之文”既是在“礼治”语境下以言辞撰制和发布为核心的政治实践活动，同时也指代相应的文体。其动因是具体的政治事件，在撰作方式上具有因事而发、即兴即时的特点。这种“礼治文言”的文体生成过程，体现了先秦文体生成及分类由行为方式向文本方式变迁的一般规律。
该成果的主体分为四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议政制度与春秋时期的政论、第二部分是咨询制度与春秋问对体、第三部分是春秋讽谏制度与谏辞的繁荣、第四部分是结语，对全文做了总结。在总结中，该成果认为春秋时期的议政、咨询和讽谏是从西周“礼乐制度”中发展出来的，作为春秋“礼治”政治的一种形态和手段，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文”的方式弥补君主专制政体的不足，因而具有强烈的“尚文”倾向与人文色彩。其核心层面是围绕礼乐传统和君臣德行而进行的言辞的撰制、发布和传播、接受，它们虽然具备制度的雏形，但这些问对、讽谏、论议之文是否达到发布者或撰制者的预期目的，则完全取决于君主的个人德行。因此它们还不能完全等同于后世法治时代的制度。